譯後記

譯者

常純敏

《花物語》的翻譯過程是煎熬的，不僅由於文體本身的困難度，還有故事必然的悲劇性結局。譯完《花物語》隔天，我與太太偕友人造訪鎌倉市吉屋信子紀念館。這裏是吉屋生前最後十年的寓所，由日本近代數寄屋建築大師吉田五十八設計，佔地五百六十八坪，建築六十三坪。室內格局大器，前後有院，屋後有山，我們甚至在秋陽灑落的廊臺瞥見浣熊路過前院。

吉屋歿後，伴侶門馬千代將這間故居捐贈給鎌倉市政府，充當市民學習公共設施暨吉屋信子紀念館。我漫步室內，緬想一九三〇年五月《婦人公論》一七七號〈同居愛的家庭訪問——兩位主婦：吉屋信子與門馬千代〉描寫兩人的生活：

「所以，這個家的形式是由吉屋小姐扮演主人，門馬小姐扮演主婦。每天早上，吉屋小姐埋首寫稿，門馬小姐認真操持家務。到了下午，兩人或是一起上街看電影、觀賞舞臺劇，或是團聚聊天，正是甜蜜的家，感覺上比夫婦家庭更加歡愉明亮。這個快樂家庭並非主人與主婦這種社會常見的組合，而是由兩位主婦所構成，因此如前述變成一個問題，然而在記者眼中，它是沒有一絲應該被視爲『問題』的快樂家庭。」

一九二三年，二十七歲的吉屋結識二十四歲的數學老師門馬千代，而後展開同居生活。其時志同道合的女性同居或許不算太稀奇，但能夠持續一生就極其罕見了。將此事化爲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吉屋的筆力。大正時代，女性要貫徹自我信念相當困難，吉屋遠比自己創作的任何一位女主角都來得堅強勇敢，靠着一支筆與門馬從大正走到昭和，相伴一生。

吉屋終身未婚，媒體自是不斷刺探其婚姻與性向，而吉屋每每以笑話巧妙帶過。例如在一九三三年七月《現代》跟政治家鶴見祐輔的〈近代女性解剖對談會〉上答道：「我或許是犧牲了青春嗎？因爲太投入寫作……我絕對不是不婚主義者。」又好比在一九三五年二月《新青年》的久生十蘭訪問記事中表示：「我除了寫小說，就是個一無是處的笨女人，所以就算結婚也沒辦法做好太太的工作。」

對於一介女流作家吉屋憑筆桿取得莫大財富，以及遲遲不婚卻與同性伴侶同居的「同性戀」臆度未曾少過。而即使早在一九二一年便已「斷髮」，前衛如吉屋者，基本上亦是打死不認。她在〈黃薔薇〉裏透過女學校英語老師葛城美沙織歌頌莎孚，卻在久生指出：「有人認爲妳和門馬的關係很『莎孚』？」時，輕描淡寫地撇清：「我很討厭莎孚這位女詩人呵。」

《下妻物語》作者，同時亦是日本少女文化專家的嶽本野薔薇在〈吉屋信子與少女小學與S與近親相姦〉一文提到，吉屋從年輕時期開始寫少女小說，到晚年執筆《德川的夫人們》爲止，其作品一貫的主題就是「女子跟男子同樣擁有『自我』有何不對！」社會認爲容許大正女子受教已屬天恩浩蕩，吉屋一生都在跟父權體制奮戰，要證明女人沒有比較差。事業成功如她亦曾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改造》八卷六號的散文〈我想變成男人〉寫道：

「我一想到人們因爲我是女生，便認爲讀女學校就夠了，可是又笨又不用功的男生卻能花父母的錢去大學遊玩，不但好生羨慕，甚至對這種不公平感到義憤填膺，所以我從小就想當男生。」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我與太太站在吉屋與門馬生前故居。往事如煙，故人已遠，吾等女子享公平受教權已久，亦不必如葛城畢業後爲了逃避婚姻而去當老師這個她並不喜歡的職業。在臺灣，我們擁有同性結婚的自由，不用刻意說笑解釋感情狀態，也不用像葛城爲了符合社會期待而放棄摯愛。吾等女子能文能武，有愛有自由，真是活在一個最好的年代了。

最後，謝謝協助校稿的太太、確認大正時期細節的友人H。

令和五年深秋

吉屋信子小姐的故居臥室窗景

吉屋信子小姐的創作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