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王憶雲

吉屋信子與《花物語》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王憶雲

「百合」的領路人

在日本文學中，以同性間的戀情作爲題材的文學作品並非少數；對於靠着網路媒體來接觸文學作品的新世代來說，若他對所謂女性同性間戀情的「百合」世界有些好奇或嚮往，那他很有可能耳聞過吉屋信子這位日本的女性小說家，甚至是她的代表作《花物語》——這點多少會讓熟悉傳統作品的老練讀者感到意外，畢竟吉屋信子並非現代暢銷作家，作品手法乍看之下亦不那麼「當代」，甚至《花物語》在作者自己身處的年代也與主流文壇幾乎無關。

的確，若想踏入日本的「少女」獨特的戀愛世界裏，吉屋信子絕對是一個出發點；長賣已逾百年的《花物語》（至今依然有文庫本的出版），亦有着超越時間的強烈共感，這些都讓這位作家的生涯與作品，值得在時代的長河中一再提起。

百年之前的明治到大正

吉屋信子生於明治二十九年（西元一八九六年），與宮澤賢治同年。在政府體系擔任官職的父親吉屋雄一自警察業務轉任行政職後，經常必須接受職位的調動，信子幼時便舉家從新潟縣搬至櫪木縣真岡，在此地度過孩提及青春時期。信子是這麼自述的：「在縣廳官舍出生的我，隨着父親的調任，輾轉於各個城鎮之間。」

明治政府剛於明治十九年發佈義務教育的詳細指針：《學校令》，所謂的「尋常小學校」成爲義務教育的基礎。在義務教育後若想繼續求學之路，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在額外兩年的高等小學校畢業後（明治四十年後高等小學校的這兩年課程才被加進尋常小學校的規定年限），就只剩高等女學校可以選擇。信子於明治四十一年進入櫔木縣高等女學校就讀，這一年新渡戶稻造來到她的學校演講，新渡戶批判國家爲女性所設定「賢妻良母」目標，鼓吹女性必須要有新的生活方式，讓信子深受感動。在信子的成長過程中，她積極地主動發聲來丈量身爲女性的存在——透過投稿，而這在當時是一種流行方式。

現在，我們處於個人生活被網路社羣緊密包覆的時代，資訊的來源是極其少量的文字與大量的圖像，書籍所代表的可能性變得相對薄弱。靠着手機上那連鍵盤都虛擬地在網路發文，或是發一張自己經過軟體運算的平面照片（甚至是動態，但依然還是平面），換取關注，對着周遭或陌生的網路路人問問這世界有沒有溫暖，是我們最普遍的選擇。

然而，在信子青春的明治中後期，也就是百年以前，報紙與雜誌是好奇外頭世界的人們最大的依賴。依照讀者的教育程度有不同的各家報紙，雜誌也因爲知識領域或讀者羣而有不同的類型。在明治時代「文明開化」的國族總體命題下，知識的傳遞或是意識形態的建立都必須仰賴活字印刷的媒體，它們存在的巨大、觸及之廣泛，甚至是運作方式，遠超過我們現在對文字媒體的想像。

投稿風潮與少女雜誌

日本曾於八零年代流行以「少女」冠名的商品，其中包含了男性視點的想像（與偏差），也包含着少女漫畫這種製作方與客羣均爲年輕女性的類型。然而「少女」一詞背後的歷史脈絡爲何？根據學者本田和子的研究，早在明治時期便存在着這個詞彙，而且關於這個詞彙的認知與擴散，與吉屋信子有密切的關係。

讓我先把話題拉回投稿。在信子受新渡戶稻造啓蒙的當年，她也開始書寫詩文，投稿至《少女世界》、《少女界》等雜誌，不僅獲得刊登，後來也在這兩本雜誌的徵稿獲得獎項。除了以上兩本雜誌，像是《少女之友》、《少女畫報》亦是於明治後期發行的雜誌（後者刊載了《花物語》），這些出版社從出版以「少年」冠名的雜誌後，另外將「少女」獨立，以年輕且受基本教育女性爲受衆，除了傳遞知識、提供讀物以外，也設有投稿欄。在編輯的選擇刊登投稿與否的價值判斷下，決定了來稿的內容、文體的傾向，在讀者與編者的交織中，投稿欄自然形成了一個社羣。這個系統讓吉屋信子在投稿到成名的過程中，得以用自己的文字召喚社羣共通的情感，並將這個社羣鞏固成「少女」的共同體；當然，這也影響了吉屋信子那疑似前近代的書寫文體。

東京與文壇

獲獎讓信子有了更多的自信，進而將自己的作品投稿至當時的主要文學刊物如《文章世界》、《新潮》。投稿、獲取稿酬或是獎金、購買書籍，接着繼續寫作，這是她在高等女學校期間的生活方式。

其實這亦是當時衆多有志文學青年們的必經之路（當時是有許許多多有志於文學的年輕人的），如同現在必須在各種文學獎征戰一番，囊括數個獎項後纔有機會踏進文壇一樣。不過，若信子是男性，她可以在完成學業後選擇「上京」，也就是前往東京拜入成名作家的門下，完成文學夢想；但身爲女性的信子畢業後，雙親只希望女兒嫁人，夢想與現實的對抗，讓信子一度放棄投稿，寫信給過去照顧她的編輯道謝。

直到十九歲那年，信子對文學的熱忱終於讓雙親折服，她來到東京；隔年，《少女畫報》刊登了《花物語》第一卷〈鈴蘭〉，開啓了長達八年時光的連載，連載的意義與投稿不同，年方二十的信子有了第一個在文壇的正式履歷，而作者自身以「文學曙光」形容。

《花物語》開始連載的三年之後，信子參加了《大坂朝日新聞》長篇小說的懸賞（也就是文學獎），以〈直至大地盡頭〉獲獎，獎金兩千元，若以今日貨幣換算，這是約莫超過六百萬日幣的高額大獎。當年的評審是幸田露伴、德田秋聲、內田魯庵三人，其中德田秋聲特別讚賞此作，信子因此開始進出秋聲宅邸。

秋聲當時已是自然主義中寫實技巧十分成熟的代表性作家，直到秋聲於太平洋戰爭期間過世爲止，信子時常拜訪秋聲，與恩師閒話家常，她是這麼敘述的：「沉浸在文學氣氛之中的時光，真的相當愉快。」

若將《花物語》放在近代小說脈絡之中，那文體毫無疑問是特殊的，日文以「美文調」稱之，這並不是當時不斷進化的小說文體，而是源自於過去的傳統詩文（像是泉鏡花、一葉甚至是更之前的古典文學），明顯異於男性的選擇（不管是漢文或是近代寫實主義小說的系統），但它的的確確是少女雜誌文藝欄的共通符碼，是她們的暗號。於是，情節曖昧不清而欲言又止，那些敘述需要當和歌、物語等少女們的共通教養才能更爲置身其中，帶出眼前世界並不完整的惆悵、哀傷，同時深深懷抱着對年長成熟女性的滿滿嚮往。

在自然主義的作家之中，德田秋聲的小說最常被改編成電影；在同時代的女性作家中，信子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次數也相當驚人。這一點意味着即便是世俗中的大小事件又或是尋常一般角色，我們永遠需要一個好的小說家來幫我們說故事。師徒關係中，讓信子印象最深是恩師的口頭禪，「寫小說，真是一件難事呢。」

少女繼續向前

《花物語》的連載形式，也讓我們看到一位作家在技巧以及題材上的摸索。最後一篇〈曼珠沙華〉便是在西方歌劇／日本傳統戲曲的消長之中，只剩下團長都子和無藝在身的阿幸不肯放手，於是「讓花兒在人間盛開，絕代佳人與可愛少女的靈魂在天上安息。」——在通往更爲豐碩的長篇故事中，吉屋信子必須站起身子，告別「少女」或是傳統的侷限，也爲我們留下了這些關於「少女」的寶貴印記。

《花物語》之所以感動當時的少女，讓我引用同是女性作家的田邊聖子的證言：「既非荒誕無稽的虛構故事，也不是賢妻良母典型的說教讀物」，「描寫女學生的男性作家作品雖多，但那都是大人的、男性的視線，止於表面皮相。」吉屋信子在少女雜誌的投稿欄世界的活躍，同時也讓她閱讀的大量同爲女性卻有不同身份的心思、煩惱與故事。小說最一開始的敘述：「七位年紀相仿的美少女齊聚在某幢洋樓一室，沉湎於扣人心絃的故事裏。」——這個年紀相同、出身不一的美少女齊聚一處互道身世的架構，便是當時少女雜誌文藝欄的象徵。

話說回來，獲得大獎的小說便開始於《朝日新聞》上連載，這部獲得秋聲賞識的家庭小說確實獲得了讀者熱烈迴響，《閣樓中的兩位處女》隨即有出版社捧上版稅出版，《朝日新聞》也決定繼續連載信子的系列長篇的下一部《直至大海的極點》，小說接着改編成電影，於一九二二年上映，信子成爲全國知名的作家。

綜觀吉屋信子之作，從女性以少女的身份在特殊的空間場域中求學、度過青春時期，接着走入社會或婚姻世界，這種伴隨着女性成長而在男性所建立的家族體制中所遇到的問題，是信子小說的一貫課題。當然，對於讀者來說，那些情節與必然出現的矛盾、懷疑，便是自己在生存中所面對的現實。

王憶雲——臺南人，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現爲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專攻日本近代文學。曾任教於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譯有《東亞思想交流史中的脈絡性轉換》、《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小泉八雲怪談》等書。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