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王忆云

吉屋信子与《花物语》

国立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副教授

王忆云

「百合」的领路人

在日本文学中，以同性间的恋情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非少数；对于靠着网路媒体来接触文学作品的新世代来说，若他对所谓女性同性间恋情的「百合」世界有些好奇或向往，那他很有可能耳闻过吉屋信子这位日本的女性小说家，甚至是她的代表作《花物语》——这点多少会让熟悉传统作品的老练读者感到意外，毕竟吉屋信子并非现代畅销作家，作品手法乍看之下亦不那么「当代」，甚至《花物语》在作者自己身处的年代也与主流文坛几乎无关。

的确，若想踏入日本的「少女」独特的恋爱世界里，吉屋信子绝对是一个出发点；长卖已逾百年的《花物语》（至今依然有文库本的出版），亦有着超越时间的强烈共感，这些都让这位作家的生涯与作品，值得在时代的长河中一再提起。

百年之前的明治到大正

吉屋信子生于明治二十九年（西元一八九六年），与宫泽贤治同年。在政府体系担任官职的父亲吉屋雄一自警察业务转任行政职后，经常必须接受职位的调动，信子幼时便举家从新潟县搬至枥木县真冈，在此地度过孩提及青春时期。信子是这么自述的：「在县厅官舍出生的我，随着父亲的调任，辗转于各个城镇之间。」

明治政府刚于明治十九年发布义务教育的详细指针：《学校令》，所谓的「寻常小学校」成为义务教育的基础。在义务教育后若想继续求学之路，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在额外两年的高等小学校毕业后（明治四十年后高等小学校的这两年课程才被加进寻常小学校的规定年限），就只剩高等女学校可以选择。信子于明治四十一年进入櫔木县高等女学校就读，这一年新渡户稻造来到她的学校演讲，新渡户批判国家为女性所设定「贤妻良母」目标，鼓吹女性必须要有新的生活方式，让信子深受感动。在信子的成长过程中，她积极地主动发声来丈量身为女性的存在——透过投稿，而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方式。

现在，我们处于个人生活被网路社群紧密包覆的时代，资讯的来源是极其少量的文字与大量的图像，书籍所代表的可能性变得相对薄弱。靠着手机上那连键盘都虚拟地在网路发文，或是发一张自己经过软体运算的平面照片（甚至是动态，但依然还是平面），换取关注，对着周遭或陌生的网路路人问问这世界有没有温暖，是我们最普遍的选择。

然而，在信子青春的明治中后期，也就是百年以前，报纸与杂志是好奇外头世界的人们最大的依赖。依照读者的教育程度有不同的各家报纸，杂志也因为知识领域或读者群而有不同的类型。在明治时代「文明开化」的国族总体命题下，知识的传递或是意识形态的建立都必须仰赖活字印刷的媒体，它们存在的巨大、触及之广泛，甚至是运作方式，远超过我们现在对文字媒体的想像。

投稿风潮与少女杂志

日本曾于八零年代流行以「少女」冠名的商品，其中包含了男性视点的想像（与偏差），也包含着少女漫画这种制作方与客群均为年轻女性的类型。然而「少女」一词背后的历史脉络为何？根据学者本田和子的研究，早在明治时期便存在着这个词汇，而且关于这个词汇的认知与扩散，与吉屋信子有密切的关系。

让我先把话题拉回投稿。在信子受新渡户稻造启蒙的当年，她也开始书写诗文，投稿至《少女世界》、《少女界》等杂志，不仅获得刊登，后来也在这两本杂志的征稿获得奖项。除了以上两本杂志，像是《少女之友》、《少女画报》亦是于明治后期发行的杂志（后者刊载了《花物语》），这些出版社从出版以「少年」冠名的杂志后，另外将「少女」独立，以年轻且受基本教育女性为受众，除了传递知识、提供读物以外，也设有投稿栏。在编辑的选择刊登投稿与否的价值判断下，决定了来稿的内容、文体的倾向，在读者与编者的交织中，投稿栏自然形成了一个社群。这个系统让吉屋信子在投稿到成名的过程中，得以用自己的文字召唤社群共通的情感，并将这个社群巩固成「少女」的共同体；当然，这也影响了吉屋信子那疑似前近代的书写文体。

东京与文坛

获奖让信子有了更多的自信，进而将自己的作品投稿至当时的主要文学刊物如《文章世界》、《新潮》。投稿、获取稿酬或是奖金、购买书籍，接着继续写作，这是她在高等女学校期间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亦是当时众多有志文学青年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是有许许多多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的），如同现在必须在各种文学奖征战一番，囊括数个奖项后才有机会踏进文坛一样。不过，若信子是男性，她可以在完成学业后选择「上京」，也就是前往东京拜入成名作家的门下，完成文学梦想；但身为女性的信子毕业后，双亲只希望女儿嫁人，梦想与现实的对抗，让信子一度放弃投稿，写信给过去照顾她的编辑道谢。

直到十九岁那年，信子对文学的热忱终于让双亲折服，她来到东京；隔年，《少女画报》刊登了《花物语》第一卷〈铃兰〉，开启了长达八年时光的连载，连载的意义与投稿不同，年方二十的信子有了第一个在文坛的正式履历，而作者自身以「文学曙光」形容。

《花物语》开始连载的三年之后，信子参加了《大坂朝日新闻》长篇小说的悬赏（也就是文学奖），以〈直至大地尽头〉获奖，奖金两千元，若以今日货币换算，这是约莫超过六百万日币的高额大奖。当年的评审是幸田露伴、德田秋声、内田鲁庵三人，其中德田秋声特别赞赏此作，信子因此开始进出秋声宅邸。

秋声当时已是自然主义中写实技巧十分成熟的代表性作家，直到秋声于太平洋战争期间过世为止，信子时常拜访秋声，与恩师闲话家常，她是这么叙述的：「沉浸在文学气氛之中的时光，真的相当愉快。」

若将《花物语》放在近代小说脉络之中，那文体毫无疑问是特殊的，日文以「美文调」称之，这并不是当时不断进化的小说文体，而是源自于过去的传统诗文（像是泉镜花、一叶甚至是更之前的古典文学），明显异于男性的选择（不管是汉文或是近代写实主义小说的系统），但它的的确确是少女杂志文艺栏的共通符码，是她们的暗号。于是，情节暧昧不清而欲言又止，那些叙述需要当和歌、物语等少女们的共通教养才能更为置身其中，带出眼前世界并不完整的惆怅、哀伤，同时深深怀抱着对年长成熟女性的满满向往。

在自然主义的作家之中，德田秋声的小说最常被改编成电影；在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中，信子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次数也相当惊人。这一点意味着即便是世俗中的大小事件又或是寻常一般角色，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好的小说家来帮我们说故事。师徒关系中，让信子印象最深是恩师的口头禅，「写小说，真是一件难事呢。」

少女继续向前

《花物语》的连载形式，也让我们看到一位作家在技巧以及题材上的摸索。最后一篇〈曼珠沙华〉便是在西方歌剧／日本传统戏曲的消长之中，只剩下团长都子和无艺在身的阿幸不肯放手，于是「让花儿在人间盛开，绝代佳人与可爱少女的灵魂在天上安息。」——在通往更为丰硕的长篇故事中，吉屋信子必须站起身子，告别「少女」或是传统的局限，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关于「少女」的宝贵印记。

《花物语》之所以感动当时的少女，让我引用同是女性作家的田边圣子的证言：「既非荒诞无稽的虚构故事，也不是贤妻良母典型的说教读物」，「描写女学生的男性作家作品虽多，但那都是大人的、男性的视线，止于表面皮相。」吉屋信子在少女杂志的投稿栏世界的活跃，同时也让她阅读的大量同为女性却有不同身份的心思、烦恼与故事。小说最一开始的叙述：「七位年纪相仿的美少女齐聚在某幢洋楼一室，沉湎于扣人心弦的故事里。」——这个年纪相同、出身不一的美少女齐聚一处互道身世的架构，便是当时少女杂志文艺栏的象征。

话说回来，获得大奖的小说便开始于《朝日新闻》上连载，这部获得秋声赏识的家庭小说确实获得了读者热烈回响，《阁楼中的两位处女》随即有出版社捧上版税出版，《朝日新闻》也决定继续连载信子的系列长篇的下一部《直至大海的极点》，小说接着改编成电影，于一九二二年上映，信子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

综观吉屋信子之作，从女性以少女的身份在特殊的空间场域中求学、度过青春时期，接着走入社会或婚姻世界，这种伴随着女性成长而在男性所建立的家族体制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信子小说的一贯课题。当然，对于读者来说，那些情节与必然出现的矛盾、怀疑，便是自己在生存中所面对的现实。

王忆云——台南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国立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副教授，专攻日本近代文学。曾任教于淡江大学日本语文学系、致理科技大学应用日语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译有《东亚思想交流史中的脉络性转换》、《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衰史》、《芥川龙之介短篇选粹》、《小泉八云怪谈》等书。曾获教育部文艺创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