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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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 miserabilis 值得同情的人们 完整版

濑户正树

〇 完整版序文

距离《Homo miserabilis 值得同情的人们》一书面市，转眼即将十年了。此次新版除了对旧版进行了大幅修订，还新增约一百页的全新章节〈Q＆A〉，并以全新封面设计推出完整版本。本书自初版发行以来便受到热烈回响，广受各阶层世代读者的支持，远远超出作者预期。身为本书的作者、一名幸福学家，以及Homo felix，我深深感动于日本人无与伦比的宽容、多元的包容性，以及接纳不同价值观的强大特质。

如今，在东京都民、环境省、法务省及相关政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本书中构想的新宿御苑塔兴建设计划即将付诸实现。塔的兴建目前正积极筹备中，预计于二〇三〇年峻工。我们由衷期待Homo miserabilis从原本恶劣的收容环境，迁移至都心美丽且洁净的塔居住的那一天。此外，在关于社会弱势及少数族群的理解上，过去日本向来遭到严厉批评，我相信塔的兴建将成为日本向国际宣传及飞跃性进步的契机。日本将以社会融合的先进国家，赢得世界更进一步的尊敬与信任。

然而，我也深知塔兴建案的反对声浪依然存在。连日以来，各地抗议活动不断，示威与仇恨言论日益升温，这令我痛心不已。近期举行的居民说明会上，也有许多人表达严厉的批评。此外，据传网络上甚至有人发布针对我及我的支持者的死亡威胁。我的生命并不足惜。倘若我的牺牲能让世上更多人获得幸福，我愿欣然赴死。然而，我已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要全力履行身为《Homo miserabilis 值得同情的人们》作者的使命。我始终认为，为了履行这份责任，我必须与塔兴建案的每一位反对者对话、交流。因此，我决定以Q＆A的形式，回应这十年来读者提出的各种批判与疑问。

【Q 为什么一定要将「罪犯」、「受刑人」改称为「Homo miserabilis」？】

【Q 为什么应该对本应受罚的人表达「同情」？】

【Q 同情「罪犯」，难道不是在伤害被害人的感受吗？】

【Q 改善受刑人的待遇，不会导致犯罪率上升吗？】

【Q 出身不幸的人，也能得到幸福吗？】

对于这些具体或抽象的提问，我将竭尽所能，真诚地回应。我衷心希望本书的回答，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Homo miserabilis」，并促进塔兴建案顺利推动。

同时，我也想对各位读者提出几个问题。尤其是现在仍对犯罪者表达厌恶、并坚持重惩的人，请试着思考以下的问题：

【Q 为什么你不是「罪犯」？】

【Q 你不曾犯罪，是因为你天生具备崇高的品德吗？】

【Q 你之所以能避免犯罪，是因为你才智过人、拥有高度自制力吗？】

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我数十年来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你我之所以不是「罪犯」，并非因为你我拥有崇高的品德，而是因为我们出生的环境，恰好让我们有机会培养出崇高的品德。我们身边的大人，让我们相信只要避免犯罪就能过着幸福的人生。因为大人称赞、鼓励我们做好事、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因为大人给予我们动力，促使我们愿意做好事。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在持续行善的过程中，即使面对困难的高墙阻挡或遭遇惨痛的挫败，也要积极向前，对未来怀抱希望。只要将目光聚焦于幸福的未来，便能预测犯罪将带来何种后果。对未来的想像力，成为我们误入歧途时一道强大的防线。你能够至今不曾沾染犯罪、清清白白地生活，全然得益于你所拥有的幸福特权。

然而，你或许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打从一出生时便失去了特权。他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即使做了好事也得不到赞美，甚至连生于世上这件事都遭到否定。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大脑中负责「奖励系统」的神经网络未能正常发育。即使做好事，他们也无法像你一样分泌足够的多巴胺，因此绝少感受到幸福。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思考的出发点，与你截然不同。

即使试图想像幸福的未来，他们也不明白何谓「幸福」。人一旦失去了要守护的「幸福」，犯罪便几乎没有门槛可言。他们无法想像他人的「幸福」，因此对于夺走他人「幸福」的行动，难以萌生罪恶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中，他们其实是「前被害者」，而非「犯罪者」或「加害人」。这些可怜的「前被害者」因为语言能力不足，无法向周遭诉说自己曾是被害者，因此得不到任何关怀与支持。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A子以及本书中登场的所有Homo miserabilis。并且想借此机会，向已故的札哈•哈蒂女士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第二章刊登了A子的访谈。事实上，正是A子启发了我思考「Homo miserabilis」这个概念。A子因盗窃、非法侵入建筑物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目前在女子监狱服刑。她出生在单亲家庭，母亲放弃育儿，对她疏于照顾，她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得到充足的食物和衣服。身体虽长大了，却只能自行将相同尺寸的衣服布料拉松继续穿，因此在小学受到严重的霸凌。她鼓起勇气向班导求助，班导却不肯聆听她的困境，只是一味责骂：「为什么老是穿一样的衣服？」「为什么你妈不买衣服给你？」「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拜托妈妈吗？」

这样的他们，却必须与你在相同的世界、相同的法律／规则之下，同样以Homo（人类）的身份活下去，这岂非过于不公平、过于残酷吗？

札哈•哈蒂也被誉为「未建筑女王」（queen of the unbuilt）。「未建筑」指的是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的建筑设计——仅止于构想阶段，未曾真正兴建。札哈•哈蒂才华洋溢，然而现实条件却没有能力实现她的前卫作品，导致她的职涯初期几乎所有案子都被束之高阁，成了所谓的「未建筑」。许多人可能仍记得，位于外苑前的国立竞技场，也就是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曾因预算争议，险些沦为未建筑。毫无疑问，明眼人都清楚，撤销札哈案将对东京造成巨大的损失。假如该案真的被撤销，东京的城市景观将停留在过去，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其视野与价值观也将如化石般落后不前。若只因某些可笑的理由而放弃札哈难能可贵的美丽设计，甚至可能剥夺了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想像力。只要看过那令人惊叹的完工预想图，无论经费如何增加，都不可能接受更改为B方案的决定。然而，当时的我，满怀着不安观望着整件事的发展。最终，撤销的传闻戛然而止，札哈案的竞技场依原计划于二〇一六年冬季动工。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A子，并从她的经历中得到了Homo miserabilis的发想。

我第一次见到A子时，她这么说：

要改变对「犯罪者」根深柢固的偏见与歧视，首先必须从语言着手。将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以具体可见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即便幸运出书，这一理念能否被正确理解，端看我的表达方式及读者的接受程度。倘若被误解为一本在美化「罪犯」的书，可能会对犯罪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发网络上的强烈抨击，说不定我还会因此失去大学教职。我曾向研究伙伴讨论过出书的构想，他们都劝我「风险太大了，打消念头吧」。倘若能顺利出书，这个想法或许能让社会变得更为良善，然而，最终它只能停留在我的脑海。我缺乏勇气跨出那一步。那段时期，我备受煎熬。我认清了自己的软弱，不得不搁置写书的念头。

将犯罪者之所以成为犯罪者的原因，归咎于个人的性格缺陷或意志薄弱，在现代早已不符合科学见解。词汇与现实之间深深脱节。那些自诩优越、却对犯罪者一律加以排斥的人，才是罪孽深重且感情用事的存在。如果你真正具备高度的自制力、高智商与良好的品德，那么你应该能够尊重那些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人，并发自内心地去体恤他们的处境。同情他们，才是带着幸福特权而生的Homo felix的义务，不是吗？这是我三十年来反复思索何谓人类的幸福后，深信不疑的结论。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无论出身如何，都同样尊贵。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拥有那样的瞬间：打从心底庆幸自己诞生于这个世界。这是我唯一的心愿。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幸福而生。

A子勉强升上国中后，开始和学校认识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很快地，她在夜晚的闹区认识了一个大她十五岁的男人，开始交往。A子十四岁时，发现自己怀了男人的孩子。然而，A子一说出怀孕的事，男人就失联了。A子并不打算生下小孩。她无法想像一个国中生要如何生养小孩，也强烈地抗拒生下和自己一样不幸的小孩。十四岁的A子因怀孕而遭到母亲痛骂，仍拼命恳求母亲，终于借到了堕胎费用，独自前往诊所。然而，人工流产同意书上需要孩子生父的签名，因此诊所拒绝为她动手术。没错，尽管是未经同意而被迫怀孕，堕胎仍然需要生父的同意。A子在东京的诊所和医院奔波，但无论去到哪里，都被告知需要生父的同意。她求助无门，没办法向医生解释自身孤立无援的悲惨处境。她没有足够的词汇明确传达自己身处的现实。

就在某一天，我躺在千駄谷的自家床上，做了一个极为逼真的梦。梦里，在监狱服刑的受刑人搬进了一栋仿佛都心豪华塔楼公寓的建筑，在那里过着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们不再受罚，也不再被迫反省，而是在东京这片最美丽、自然最丰富且深受国民喜爱的土地上，尽情享受诞生在这世界的幸福。我心满意足地与他们待在那个洁净的空间中愉快闲聊。正当一切似乎无比完美时，我却突然被巨大的震动和噪音惊醒，回到了现实。然而，那幸福的梦境仍历历在目地残留于我的视网膜，久久未散。渐渐地，我觉得那唤醒我的声音，也许是一道启示。好似受到了女神的引导，我起身下了床，跨出家门，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声音的源头，正是新国立竞技场的基础混凝土浇置作业的声响——是大型泵车将预拌混凝土注入地基的低鸣之声、是创造尚未得见的未来的滥觞之音，更是我毕生难忘的福音。此后，每天早上去看竞技场的建设工程成了我的例行公事。我目睹这座突破传统观念的先驱之作，逐步化为现实，朝未来迈进。见证这奇迹般的过程，我得以唤醒埋藏心中的那个未竟之梦，也重新燃起实现它的热情。能够完成这本书，全要归功于札哈•哈蒂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倘若国立竞技场未能落成，本书就无法诞生。她教会了我，无论面前有多高的障碍，面临多大的风险，甚至被嘲笑不切实际，都应该坚持追求，并坚信自己眼中真正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A子的话言之有理。

为了养育婴儿，A子不择手段。A子国中没有毕业，无法外出打工，只能在超市偷窃奶粉、婴儿食品和熟食，勉强撑过每一天。愈偷愈上手之后，她开始与在夜晚闹区认识的友人合作，将偷来的商品放在网络上转售，借此赚取生活费。她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不仅没有怀着一丝内疚感，反而因为成功向曾经虐待、歧视她的社会复仇，而心生优越感。

二〇二六年 夏 写于千駄谷自家 濑户正树

话虽如此，无论脑海中的构想多么精采，要将其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这也是我从札哈•哈蒂女士身上学到的教训。

「我确实做了违法的事，对那些因此受到伤害的人，我感到抱歉。但是，是我自己让我变成『罪犯』的吗？用『罪犯』来指称我这样的人，真的恰当吗？我的身体就是无法习惯『罪犯』这个字眼所承载的意义。那感觉就像被迫穿上不属于自己的男装一样。或许这样说有点可笑，但被称为『罪犯』，让我感到很受伤。我不认为那个字眼与真实画上等号。」

就在第二十三家诊所拒绝手术时，A子澈底绝望，转为思考要如何寻死。但她终究下不了决心，在十五岁生日后几天，在自家浴缸产下了男婴。

A子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穿上许多好衣服。她坚信，只要让儿子穿着在任何场合都不失体面的名牌服饰，自信满满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他也会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母亲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