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罪與罰的掙扎

大學時，有一位朋友寄信給我，痛批現在司法體系對犯罪的刑罰太輕，性侵女性動輒只判個五、六年有期徒刑，開車撞死人也才判個兩年不到，他認爲什麼刑罰是對於犯罪者的教化云云，全都是鄉愿說法，只是「你們」這些蛋頭法律人自以爲高尚的空中樓閣，保護犯罪的溫牀！

當時才念大三、連刑事訴訟法都還沒讀完的我被這一封萬言書給痛罵了一頓，一則是莫名其妙，一則便是發揮蛋頭法律人的原始天賦，馬上回了一封比他還要長的信，洋洋灑灑地援引了我當時所知的犯罪學、社會學、刑罰理論等等，告訴他犯罪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刑罰並不能彌補犯罪的損害、將受刑人再社會化纔是現代國家應該採取的手段。

那位朋友隔了很久才又回信給我，但這回只有兩行：「若是你的女朋友被強姦了，你會怎麼對待那個強姦者？」我在電腦前愣了很久，然後很誠實地鍵入：「我會宰了他！」

這正是東野圭吾在《彷徨之刃》一書中所要探討的議題。

東野圭吾，一九五八年大坂府大坂市出生，大坂府立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科畢業，曾一度赴日本電裝擔任工程師，一九八五年以《放學後》一書贏得第三十一屆江戶川亂步獎之後，隨即辭職成爲職業作家，之後便以每年二到三部的作品的速度持續創作。不過東野的創作道路一開始並不順遂，他樸直的筆調與以動機爲中心的故事架構，與當時日本正風行的「新本格派推理」（着重華麗的文詞描寫與不可思議的詭計）似乎有段距離，因此雖然東野所推出的作品銷量不差，但始終離「暢銷」有段差距。同樣地，在文學評論上，東野的作品雖屢次入圍直木獎、吉川英治新人獎等文學獎，但卻始終與大獎無緣。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東野圭吾以《祕密》一書獲得第五十二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並再次創下十萬本的銷售佳績後，他的作家之路才真正進入坦途，二○○六年所推出的《嫌疑犯Ｘ的獻身》不但橫掃了日本所有的推理文學獎項，更獲得大衆文學代表獎頭直木獎的肯定；他的作品如《G@me》、《白夜行》、《偵探伽利略》等也被陸續翻拍爲電影或電視劇，將東野圭吾的創作生涯帶上前所未有的高峯。

東野圭吾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他簡潔的行文，如上所述，不同於當代新本格推理作家慣用的華麗筆法，東野總是以白描的手法，細膩而精確地描繪出場景與人物，這不但不減損作者對故事氛圍的營造，反而加強了故事應有的節奏感。同時，這種簡約的文字風格，也讓東野圭吾能自由變換於各種不同的故事風格之間，舉凡幽默逗趣的《超！殺人事件》，到深沉至令人顫慄的《惡意》，東野圭吾總是一再地挑戰不同的領域，也一再地使讀者感動。

《彷徨之刃》爲東野圭吾二○○四年所推出的作品，故事以兩名青少年對少女進行性侵害爲核心，對於現代司法制度提出質疑。誠如故事中所不斷重複的概念：這兩名青少年將女孩當成性玩物，但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保護下，他們的名字不會被公開，他們也不會被處以重刑，可能在少年監獄中關個幾年後，就可以獲得假釋，然後可能在社會上再度犯案。法律真的可以制裁犯罪嗎？或者說法律是對犯罪的一種保護？當執法者（警察）面對犯罪者與復仇者時，手上那柄正義之刃，又應該要劈向哪一方呢？

誠如前述我那位朋友在信中所批評的，《彷徨之刃》所要強調的，是一個處於現代國家、安分守法的公民所面對的疑惑；就像港片「無間道２」的開頭名言：「殺人放火金腰帶，造橋鋪路無屍骸。」在現代越來越講究人權、程序正義的司法體系中，似乎只一味強調對被告的人權保護，但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的委屈，卻始終被排除在法律考量之外；刑度明明就已經夠輕了，動輒又放寬假釋標準、發動減刑，人權團體更整天嚷着要提高監獄中對受刑人的待遇，廢除死刑的聲浪更是甚囂塵上，好像從沒考慮過被害人所受的委屈，使被害人註定只能在角落哭泣而已。

罪與罰，一直是人類社會中無解的難題，法律學者、犯罪學者、甚至哲學家永遠有數不清的理論，嘗試爲抽象的「邪惡」與「正義」，建立起一個現實的聯結。我並不是學者，身爲一個法律實務工作者，我只提出一個個人觀點給大家思考：是否真有一種合理的處罰，是足以彌補被害人的恨與委屈？有人對你罵三字經，你希望他得到什麼樣的處罰？有人偷了你辛苦存錢買的車，你又希望他得到怎樣的處罰？有人將車子的消音器拿掉、開車在路上狂飆，還超你的車，你又希望他得到怎樣的處罰或是報應呢？

在《彷徨之刃》一書中，當相依爲命的女兒被人侵犯後，主角長峯所希望的，又是怎麼樣的復仇呢？殺了他？閹了他？雞姦他？或是將他凌遲至死？要到怎麼樣的程度，才能洗淨被害人被玷污的靈魂？或是才能達成所謂的正義？除此之外，一場悲劇，又只是犯罪者個人的責任嗎？如果不是，又爲何只由犯罪者單獨承擔所有罪孽？復仇的火焰又應該燒到哪裏呢？溺愛兒子的父母？助紂爲虐的可憐蟲？或是以前那些被同一人性侵害的受害者（各位或許可以想一想爲什麼）？

有人可能會看不慣我又大放這種自以爲人道的厥詞，像我朋友一樣問我：「那如果你是長峯，你會怎麼樣？」比起大三時的想法，我現在的答案几乎相同，只是多加了一句：「我一樣會殺了他，只是我不是長峯。」這聽起來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但事實上，若一個社會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性侵害被害人，那保證性侵害的刑度與判刑必定都十分嚴重，但由於現實社會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性侵害被害人，法律也只能以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觀點出發，無論怎麼定，都不可能符合被害人的期待。

又或者是說，如果我是長峯，我會殺了那兩個人渣；如果我是警察，我會在逮捕他們時痛打他們一頓；如果我是檢察官，我會求處兩人十五年以上的徒刑；如果我是法官，我會依據以往的慣例判處十二到十五年的刑度；如果我是辯護律師，我會竭力爭取將刑度降到五年以下；如果我是犯罪者的父母，我會堅稱我的小孩是清白的。

那如果我只是個讀者呢？我會好好欣賞這部作品，然後祈禱這樣的事情不要在現實世界中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