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戰前

1 樹狀

我們沒有放棄追查，但遲遲沒有成果，依然對吉兼家一無所知；或者該說連調查的方法都找不到。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詢問當地各家寺廟的檀家中有沒有吉兼家（不過對方很可能不告訴我們。）或是確認墓碑；同時也繼續尋找離開當地的人，以及住在工廠附近的人。

我們逐一嘗試各種尋覓到的人脈，不過這些人脈也將用盡。

「做到這種程度，居然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某天，久保小姐說着，然後嘆口氣。

我們在尋找存在過去的「什麼」，因此注意到的盡是家裏出狀況的居民；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感受不到任何怪異。四〇一號房的西條太太平安無事地生活，四〇三號房的邊見太太也是如此。公認房客都住不久的二〇三號房，也在二〇〇二年秋天住進新房客，現在也還居住在裏面。

新房客是和樂融融的四人家庭，包含一對年輕夫妻和兩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太太也加入年輕媽媽的團體，和大家相處融洽。繼在久保小姐之後入住的房客，現在也還住在那間套房。

岡谷社區也是同樣狀況。

搬入黑石家的第八任房客快住到第四年了，也沒碰上異狀。我們也竭盡所能追查在公寓和社區興建前、住在當地的居民消息，不過沒任何一人在搬走後捲入任何意外或案件。

就算沾染上穢，也不一定會出事。久保小姐也過得很平安。

沒有可供追查的線索，我們也無事可做，而這種狀況持續一段時間後，我漸漸快淡忘這件事，直到平山先生在這年的十月底來了聯絡，我纔想起來。

「那件事情後來怎麼樣了？」平山先生問我。

我告訴他，因爲沒有任何新線索，所以束手無策。

他告訴我，他找到一張很令他在意的照片。

「你聽過私宅監置嗎？」

聽到出乎意料的名詞，我楞住了。

是將精神病患者關在家中的私宅監置嗎？——也就是所謂的「座敷牢」。

我知道從明治時期到終戰結束的期間曾經存在這種制度。獲得地方自治體許可的責任者，可以將精神病患者監禁在合乎規定的監置室（俗稱的座敷牢）。

小論什麼時代，社會上都存在精神障礙患者。

明治時期前，這樣的患者被稱爲「癲狂」，如果對周圍造成威脅或障礙，便用監禁、拘禁的方式與社會隔離，並用民俗療法或祈禱加持來對應。

「……現在幾點了？」

二〇〇八春天，岡谷公寓附近的學弟幫我們找到了菩提寺。

我們無論如何部想知道吉兼家的消息。四處調查後，終於找到曾經是吉兼家檀家的菩提寺（注27）。

柵欄內的空間鋪上兩塊榻榻米，還有一塊鋪上木頭地板，大約一疊半大小。另外，木鎖地板的尾端挖了起來，設置成廁所，地板下則埋了用來裝排泄物的瓶子。一般來講，這種設施單純挖個洞就好（也有很多木頭便桶的例子），不過這間監置室使用的是大小一般的陶瓶，所以人其實可以穿越瓶子旁邊的空間逃出去，友三郎便這樣做過。因此，他的家人便在監置室的地板下裝設牆壁，封閉起來。牆上有個用來進出其中，清理排泄物的堅固門扉，同時也設了一個換氣口。

「不知道爲什麼，我想起黑石太太的事情。」

小井戶先生特地將地面開了洞，連地板下方都塞滿垃圾，這種狀況在其他垃圾屋中的確很罕見。而且經過久保小姐這樣一說，他說不定真的是害怕地下的空隙。爲了不讓任何人到地板下方四處爬行，他拿不用的東西塞滿地下。如此一想，他的作法就不是什麼奇怪的行爲。

「現在幾點了？」

「好不舒服哦。」久保小姐問我，「你沒事吧？」

這日還沒過去，工作室的電話響了。我看熒幕上顯示「公共電話」。

「是的。」黑石太太回答我。

在政春家的「什麼」，該不會就是友三郎吧？

過去接受過我們訪問的辻女士，想起一名和自己妹妹很要好的同學住過大雜院。但那一戶姓方保田的人家住大雜院拆除時就搬走了，後來死在新的住處。

那晚，我始終有一股說不定會再接到電話的預感，不過我到目前爲止都沒有再接到那樣的電話。

我抱着像被狐狸騙了的心情放下話筒，心想這世上真的有很多怪事。

這是怎麼回事？打錯電話嗎？——不可能。惡作劇電話？可是，這種惡作劇到底有什麼意義？

「黑石太太不是也說過嗎？說她接到惡作劇電話。」

「根本奶奶真的在跟貓說話嗎？」

遺憾的是，這是僅有的吉兼家資料，我們還是不知道吉兼一家究竟是怎麼樣的家族。資料中也沒記載友三郎家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應該是襲擊了家人，不過可能沒出現任何死亡事件。也不知道友三郎此後又是什麼狀況。不過——

火災發生之際，方保田家的十八歲長男在火場周圍徘徊，警方因此留置長男加以調查。結果，長男自白自己毆打且殺害家人後縱火燒屋。接下來，他接受精神鑑定，受診爲「強度精神分裂」，獲不起訴處分。

友三郎不斷出現暴力行爲，家人在隔年獲得了監置許可。

事情沒有嚴重到需要特別擔心。雖然不知道對方的真面目，但也不是會造成實質危害的事情。

「——他的口氣也沒有恐嚇、威脅的意思，我覺得好像是爲了察看什麼。」

……思考到這種程度，我便坐立難安起來。

我應該是想確認真的不會有這種事纔拿起電話，另一端立刻傳來年輕男性的聲音：

我想像着，全身有點發冷。

——那是友三郎嗎？

根本夫人會將餌丟到地板下，有時還會趴在檐廊旁邊，對着地板下方說話。

他因爲毆打家人、企圖縱火而被限制行動。他說自己聽見「訴說怨恨的聲音」，那道聲音命令他去縱火、殺人。

友三郎的監置室位在母屋的角落。

我一瞬間思索着如何應對。

前就錄下所有訪談，並將重點寫成備忘給我，她最近又重新將訪問內容打成逐字稿。

一九〇〇年，爲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法令終於出現。

我回答的當下就在想，我不該說這個，要說別的。你是誰？爲什麼打電話來？但在我出聲說出，「那個……」之前，電話另一頭的人已經小聲說句，「謝謝……」然後掛斷電話。

不發一語地掛掉電話嗎？還是質問對方的身分或意圖？然而人只要一焦慮，就會變成這樣，我就是個例子，我近乎自動回答，「馬上就要十二點了。」

「現在一個人嗎？」她一下子不知道對方問什麼，好一會都沒有回答，而對方像在等她答案似沉默以對。接着，黑石太太的警戒心升起，「不是。」少年聽她這麼回答，口中唸唸有詞着什麼，掛上電話。

不可能吧，我心想，不可能有這種事情吧。

打來問我時間的電話也是年輕男人的聲音……

隔天晚上的十二點前，電話又響了。這種時間來電的人不少，我打算接起來，但我在拿起話筒前確認來電號碼，是「公共電話」。

論文作者也附上監置室和吉兼家住處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讓我心情沉重。那是一張從柵欄中露出一部分臉孔的男人照片。友三郎有着意志堅定的下顎和線條秀麗的額頭，他面無表情地望着拍攝者。

我愣住了。

政春家只聽見了聲音，沒發生任何不幸的案件；不過聲音應該也會出現在川原家纔對。

我記得，她說騎自行車撞倒她的人似乎是年輕的男人。

「訪問中提到，小井戶先生連地板下都塞滿了垃圾，我想他會不會是想阻擋出現在地底下的什麼東西吧？」

「說不定不只如此。」

我這麼一說，久保小姐回答：

我平常不接這種電話，都會等它自動轉成答錄機好確認來電者的身份；不過那天我接了。我當下一看到「公共電話」就想到應該是某人，因爲她每年都會和先生一起到八坂神社作新年參拜。我其實也想不透當時爲何如此推測，可是確實立刻就認爲是她從外面打給我的。

這個無法解釋的來電大約持續了一星期。

從資料來看，友三郎似乎出現幻聽。「訴說怨恨的聲音」命令友三郎縱火與毆打家人。

他將吉兼家的相關資料寄給我，我認爲可以從住址確定這正是我們在找的吉兼家。吉兼友三郎在明治三十八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發病，他那時十五歲。

惡作劇電話的聲音是「年輕男人」？所以她才特別提防少年犯罪嗎？

2 聲音

平山先生告訴我，報告中提到的吉兼家監禁了三男——友三郎，資料也附上從監置室露出臉來的患者——友三郎的照片。

這年成立的「精神病者監護法」明令患者是弱者，須加以保護。若要將患者監置在私宅或醫院，須附上醫師診斷證明，並經由警察署獲得地方長官的許可；如果沒有醫師的診斷與官方的認可，家族或社會不可擅自隔離患者。

黑石太太之所以不安，是因爲隨機殺人、少年犯罪等的事件，而她搬家前後的期間正是社會上對於少年犯罪提高警戒心的時期。然而，真正將少年犯罪當成重大問題的時間點是在她搬走之後的二〇〇〇年。若要將這點當成黑石太太不安的理由，兩者的時間點上存有差異。

黑石太太說的是「年輕男人」嗎？

然而，這條法律並不是設置在醫療的相關規定之中，因爲收容患者的醫院數量遠遠不夠，導致這條法律反而成了可將患者監置在私宅的正當理由。政府憂心這個狀況，在一九一九年制定「精神病院法」，道府縣均須設立精神病院，可是各地方政府卻遲遲未能徹底執行這條規定，因此直到一九五〇年的「精神衛生法」出現前，私宅監置成了社會上的常態。

如果是打錯電話，我也不會在意；如果是惡作劇電話，忍耐着不舒服一下就過去了，但像這種不知爲何打來的電話，反而令人在意，餘味複雜。

應該是吧，我回答，卻有如鰻在喉之感。

然而，話筒另一端的聲音不是她。

縱火與暴力。

「其中也出現吉兼家的資料。從住址來看，可能就是你們在找的吉兼家。」

換氣口很小，還有三根木頭橫跨其中，導致地下很暗，通風也很差——即使如此，論文上還是記載着友三郎「性好於地底下徘徊」。

這份資料是關於私宅監置的調查論文，所以只簡單記載了友三郎的病狀；另一方面，相當詳盡地記下監置友三郎的監置室和監置狀態。

我不禁懷疑這起事件和岡谷社區中飯田家自殺事件一樣，出自同一根源。

我實在太在意了，所以聯絡了黑石太太。

「我妹妹說，她聽說那戶人家因爲火災去世了。」

那是年輕男性的聲音，大概十幾歲到二十五歲左右。我太過驚訝，完全無法回答他。於是他又問了一次。

因爲調查一直沒有顯著進展，久保小姐改爲整理到目前爲止收集到的資料。她在之

論文也提到友三郎營養狀況「極佳」，家人給予的待遇「普通」，而綜合監置室和患者的待遇，吉兼家被分類爲「普通」。

我不自覺回答他，馬上就要十二點了。

「對對，就是那個——我手邊有一份大正時代的全國私宅監置的調查報告。其中有張照片引起我的注意。」

「還有一個人，就是根本家的奶奶。」久保小姐說，「訪問中也提到根本家的奶奶癡呆了，地板下根本沒貓，她卻說自己在養貓。」

趴在冷冰冰檐廊邊的芝太人，以及從地板下傳來的聲音。那道聲音細語着「大家都去死」、「去死」的不祥話語，老太太則傾聽着這些話，有時還會專注和聲音交談，她到底和「訴說怨恨的聲音」說了些什麼？

沒錯，黑石太太不是一直很警戒「年輕男人」嗎？被自行車撞到雖然不是嚴重的意外，但因爲對方是「年輕男人」，所以她將這點和惡作劇電話連結起來，認爲對方帶有惡意。

「一開始調查時，訪問對象提到小井戶家和根本家，我很在意一段內容。」

「說得也是……不過我有點在意是年輕男人的聲音。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我們獲知一戶住過大雜院的人家消息。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起火災發生，起火點在方保田家，緊鄰的四棟民宅也被捲入火災，所有住宅都被燒得精光。警方從燒燬的住宅中發現方保田夫妻和五個孩子的遺體，而且一家七口都被鈍器毆打過頭部。

還是他真的想知道現在幾點？但若真是如此，與其打電話給陌生人，不如打給報時臺還比較準確，不是嗎？

雖然她覺得聲音有點老氣，不過接到電話的第一印象是十幾歲的少年。

「要說沒什麼，的確是沒什麼。但被問說有沒有滅火器，就讓我覺得難道會被縱火；電視也是。我那時其實沒怎麼在看電視，但掛斷電話後就急忙開了電視。我覺得電視可能在報導什麼可怕的案件。」

她毫無戒心地接起電話，而對方唐突詢問。

隔天，電話又來了。幾乎是相同的時間點，顯示是「公共電話」。我沒有接起來，當電話轉接到答錄機時，對方便不發一語掛斷電話。

還有，友三郎「性好於地底下徘徊」——政春家就曾經存在着「什麼」，而那個「什麼」會在地底下徘徊，低語不祥的話語。

說得也是，我這麼回答。說起來，這些也談不上是威脅、恐嚇，可是卻讓我們想追究對方的意圖而陷入不安的自我質問。和黑石太太相比，打到我家的電話可說完全無法得知對方的意圖。

我雖然這麼回答，但瞬間湧起討厭的感受。

之後，除夕夜，發生了一件事。

長男出現嚴重的幻聽，他說地下傳來「燒光他們、殺了他們。」的聲音，命令他這麼做。此外，聲音的主人纏着長男不放。夜晚入睡時，聲音會在長男的正下方不斷低語

小井戶家是曾經存在岡谷公寓用地的垃圾屋，根本家則是臨接小井戶家北邊的房子。

謝謝，他小聲低語後，掛了電話，而我還是愣愣地握着話筒。

徘徊在地板下的某人，低聲說着怨恨的話語，最終導致整戶人家被殺害。

「對不起……請問現在幾點了？」

黑石太太事後也接很多次這種電話，雖然不是每天，但電話在某段期間來得非常頻繁。大部分都是不發一語掛掉，有時也會說些，「家裏有滅火器嗎？」、「在看……電視嗎？」等等意義不明的內容。

以前聽您提過接到惡作劇電話，請問那是年輕男人的聲音嗎？

—果然出來了。我這麼覺得。

這不是和川原和秀的例子存在相關之處嗎？

黑石太太確實爲了惡作劇電話而陷入不安。我記得她是說「沒什麼大不了。」不，假如這種怪電話，應該不會說「沒什麼大不了」。

3 扭曲

辻女士這樣告訴我們，令過我們查了報紙，發現那不是單純的火災。

那就好，久保小姐說完後又吞吞吐吐地說：

有這回事嗎？可是打到我家的電話，應該也不算惡作劇電話。

平山先生說的報告在大正時代發行，當時對調查人家的患者名字和住址都做了處理。不過，作爲這份調查報告撰寫基礎的調查論文也一併留下來，上頭清楚羅列出患者的真實姓名。

黑石太太是從岡谷社區搬出去的住戶。

「殺了他們」或一整晚接連不斷訴說着怨恨。

吉兼家將室內空間用木製方格柵欄隔開，切割出一半空間。柵欄則按照一般作法，用相當粗的正方形木製成，相當牢固；出入門則以很粗的門閂鎖住。柵欄上有一處設置着比人頭還小一圈的小窗戶，應該是用來遞送三餐的。

學弟每逢假日便耐心地四處尋訪當地歷史悠久的寺院，確認墓碑上的名字。然後，他發現一塊墓碑上寫着「吉兼家」。那座寺院裏還有其他數個同樣寫着「吉兼」的墓碑，因此吉兼一族很可能是這間寺院的檀家。

幸運的是，擔任住持的國谷先生和以前接受過採訪的林先生是同學，也是好友。因此在林先生的安排下，他很親切地接受了採訪。

國谷先生首先告訴我們的是，吉兼家已經不在當地了，他也不知道吉兼家後來去了哪裏。最後見到吉兼家成員的人是前一代的住持，已經去世了。有位名叫吉兼初的女性在一九四五年，請前一代住持進行最後一次的法事。

那是昭和二十年——終戰那年的深秋。當時是吉兼初父親的第十七年忌，但吉兼初本人後來已經離開當地，也不知道去向。

這位迎接第十七年己i的父親，恐怕是成爲問題的吉兼家的親戚，我推測可能是友三郎的大伯父，而在名爲吉兼初的女性出現在寺裏後，吉兼家的消息便斷絕了。他們完全沒有繳納護寺會和墓地管理費，國谷先生實際上對於該如何處理吉兼家的墓地也很困擾。

一般說來，要在寺院裏擁有墓地，須是寺院的檀家纔行。換句話說，就是隻有檀家才能在自家隸屬的寺院中擁有墓地。

所謂的「檀家」和信徒不同，負有和其他檀家合作守護寺院的義務；守護寺院也就等於守護自家的墓地。

現在很多人將寺院的墓地和公園墓地混在一起，產生了很多誤解。設置墓地時，繳納的永久使用費指的是取得在寺院中設置墓地的費用，並不是只要付了永久使用費就可以將墓地永遠設置在寺院中。

讓包含墓地在內的寺院能夠持續運作的費運（護寺會費）以及清掃墓地以及維持管理的費用（墓地管理費），都是檀家須負擔的。除此之外，爲工讓寺院持續下去，所有檀家都必須出錢出力，因爲寺院本來就是這樣的設施。

因此若不繳納護寺會費等費用，就會失去檀家的資格。墓地也會被視爲無緣墓，寺方會取出遺骨，將其移到無緣供養塔之類的地點和其他的無緣佛一起祭祀。過去檀家消失的原因，只限無人繼承或連有血緣關係的親戚都沒有的墓地，因此纔會稱爲「無緣墓」。

然而近年來因爲核心家庭增加和居住流動率攀升，就算有繼承者也可能會出現接近無緣的狀態。另一方面，因爲核心家庭的影響，墓地空間也不足。即便是檀家想在寺院設置墓地，也沒有空間可以設置。因此，縱使寺院想將接近無緣狀態的墓當成無緣墓遷葬，也須處理非常繁雜的手續。

要將墓地當成無緣墓處理，首先要在政府公報刊登這個消息。

一般說來，光是政府公報還不夠，也須在報紙之類的媒體刊登廣告。明示死者的籍貫和本名，呼籲擁有墓地權利的所有人出面，若是不出面，那麼這個墓地便會成爲無緣墓。同時也得在墓地上豎起同樣內容的立牌，若是經過一年都無人出面，就向自治體酋長提出公報、立牌的照片等必要文件，由其認定爲無緣墓，寺方纔能以無緣墓加以改葬。

這些手續真的非常麻煩也很花錢，尤其光是在各大報刊登廣告便是莫大費用。更重要的是，站在寺院的立場，自然不願意隨便處理檀家的事。

檀家很可能根本沒注意到公報或是報紙的廣告，僅僅因爲工作或家庭的關係而很久沒去掃墓，結果一去卻發現最重要的墓地消失了——這是寺方極力想要避免的狀況。因此，寺方也還守着很多無緣狀態的墓地。吉兼家一族的墓地也是如此。

「最後的供養距今有六十年以上了，大概親屬也都不在了，可是也不能就這麼認定……」

問題主角的吉兼家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時已經沒有任何相關記錄。寺方保存的死者名冊裏並沒有友三郎的記載。根據墓誌，最後留下來的名字是一名叫三喜的女性，她似乎是友三郎的繼母。友三郎的生母在生下他後就死亡了。

吉兼家死者名冊的最後一筆記錄是三喜的一週年法事，因爲沒有友三郎生父和兄弟的記載，吉兼家可能在三喜的一週年法事結束後，就離開當地。在那之後，還有另外兩戶吉兼家也是隸屬國分先生當住持的寺院。其中一家的記錄在戰前斷絕了，另外一家則在吉兼初父親的十七年忌結束後失去記錄。

「可是，有個很奇怪的記載。」國谷先生指着影本。

吉兼家最後的死者是「三喜」，她是戶主吉兼康葬的「妻」。她死亡的前一年有「一副婦人圖」的記載。

根據寺裏的記錄，三喜娘家姓奧山，位在福岡。

我才說到這裏，福澤先生立刻回答：

他驚訝地「啊」了一聲時，風聲消失了。畫上的臉孔還是扭曲着。住持朝着畫像雙手合十，在本堂停留一段時間。隔天早上，畫像已經恢復原狀，住持前一晚離開本堂時，畫中女子仍舊保持笑容。

「臉孔扭曲的畫像嗎？我似乎聽過這回事。」

他不解地走進本堂，聽到雖然微弱卻是一大羣人的呻吟。住持點亮手上的蠟燭，漆黑巨大的空間中出現了光明。本堂裏到處躺着黑色人影，痛苦地扭動身軀，甚至還有人像是求救般伸出手。住持驚訝地倒抽一口氣，轉眼之間那些人影消失了，融進了原本的黑暗之中，但住持認爲自己沒有看錯。

「您知道嗎？」

福澤先生指的是住在福岡縣的名作家，福澤徹三先生。

三喜的遺骨送回了福岡，但國谷先生也不知道這裏指的是福岡縣還是福岡市。光用「福岡」這個地名很難找出特定的場所，要用它來找出奧山家的所在地也是困難重重。

這是什麼呢？久保小姐問。

「那在北九州很有名。」

「我想大概是上上代住持收下那副畫像的。上上代住持習慣將檀家之間發生的事情寫成備忘錄，如果找得到畫，應該會有更詳細的記錄。雖然會花點時間，不過我還是找一下吧。」

「不，好像是普通女性的畫像，只是聽說她的臉有時會扭曲。上代住持說是漂亮的貴族女性畫像，我想應該是梳了髮髻、打扮華麗的女性畫像，或是歷史悠久的宮中女官的畫像。既然寫了『一副』，應該是掛軸。」

那副畫像和其他的供養品在法會前一天就拿到本堂裏掛了起來。到了晚上，住持爲了確認門窗和火源有無關上和熄滅而前往本堂，途中，他聽到不知從何處吹來、令人非常不舒服的風聲。他訝異地往外一看，室外根本沒有風。然而遙遠的某處響起了「猶如旋風一般接近」的聲音。

「你可以問問看福澤先生。我想阿徹一定比我更清楚，我可能就是從他那裏聽來的。」

「是幽靈的畫像嗎？」

「那是一副貴族女性的畫像……」

在一連串的死者名字當中，突然出現了異物。

這時放在本堂裏的物品全都是有些狀況的，住持爲了確認是哪一件物品造成方纔的異狀，一件一件地仔細檢視。結果，他發現那副女性畫像上的臉孔出現了變化。原本是美麗的妙齡女子，這時卻臉孔扭曲，浮現邪惡的笑容。

福澤先生是非常優秀的幻想小說、黑色小說的創作者，同時也是怪談實錄收集家。他所收集的怪談大多都是九州來的——特別是以北九州爲主。

我想是叫福岡。

久保小姐在告別國谷先生的寺院路上，這麼說。

三喜的遺骨在一週年祭結束後就被送回孃家。吉兼家雖然告訴寺方這是三喜的遺言，不過可能和吉兼家當家在一週年祭過後就立刻續絃一事有關。也就是說，雖然當地有三喜的墓地，不過三喜本身已經不在當地了。

友三郎聽見的「訴說怨恨的聲音」，後來應該傳給了方保田家、政春家和飯田家。這麼說來，吉兼家是被感染的一方，並非最早的污染源。這個污染的媒介是家傳的畫像，還是三喜？

平山先生說：

「問題是『福岡』在哪裏，對吧？」

他和久保小姐做了這個約定。

「三喜的孃家據說在她去世之後也落到悲慘的下場。不過，他並沒有寫是什麼樣悲慘的下場。」

國谷先生說：

當時吉兼家已經下落不明，住持認爲他們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住持在昭和三年六月寫下記錄，前天晚上女子畫像又笑了，雖然不知道吉兼家現下在何處，又何以維生，但恐怕又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只要扭曲就會發生不幸，還是收下那副畫像後，家中就不斷髮生不幸。總之吉兼家希望能夠供養那幅畫像，所以將它寄放在我們這裏。但那副畫像因爲戰爭燒燬了。戰爭的時候，傳聞這一帶也是空襲目標，處境很危險，所以上代住持將重要的物品放到借來的倉庫，結果那邊反而遭到空襲，燒掉了。本來也計劃做完死者名冊的複本後，將正本也放到倉庫，但因爲是完成複本才送過去，因此雖然不知道留下來的是正本還是複本，總之是資料留了下來。不過寄放的畫像之類的物品就全燒燬了。」

但總歸一句，震源是「福岡」的奧山家。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怪異的起源並不是吉兼家。

風聲雖然持續着，卻漸漸遠去了。

我希望至少是指福岡市，若非如此，根本就無從找起。

就在這個法會上，住持目擊到極爲異常的狀況。

然而在那之後，畫中女子還笑過一次。

爲什麼要把這麼不吉利的東西當成嫁妝帶去夫家？着實難以理解。可能是帶去的新娘和讓女兒帶這副畫像的孃家都不相信這回事，或者是，即使如此也要帶去。然而，或許是那副畫像的關係，三喜嫁進去後，吉兼家就開始一連串的不幸。

吉兼三喜在那件事發生不到半個月後就死了，住持認爲那抹笑容預言了不幸。他理解到那副畫像業障甚深，之後就常將它掛在本堂的角落，朝夕供養。

我們已經做好要等上很長一段時間的準備，不過兩週後接到國谷先生找到備忘錄的聯絡。只是住持留下的備忘錄筆跡實在太龍飛鳳舞，我和久保小姐都看不懂。根據國谷先生爲我們解說的內容，吉兼家的這副畫像是三喜的嫁妝。

我抱着溺水的人即使是一根稻草也好的心情，詢問平山先生是否知道些什麼。

長男因爲生病死去，三喜自己也連續生下兩個一出生就死亡的孩子；三男則有「得病」的記載，友三郎可能是從這個時期發病；三喜好不容易平安無事地生下第三個孩子，但這個孩子一歲多就死亡了。因此，吉兼家將這副畫送到寺裏，希望寺方代爲供養。可是，三喜卻在隔年二十四歲的時候，年紀輕輕就死去了。

國谷先生又說：

如果是福岡市，範圍還有限；若是福岡縣，或是隨意指涉過去的福岡藩而使用「福岡」二字，範圍就會大到難以想像。

我雖然讀過福澤先生的作品，但素未蒙面。我很不好意思地拜託平山先生代爲介紹，於是和福澤先生取得聯絡。我向他說明到目前爲止的前因後果——我們最後找到的是吉兼三喜，她的孃家是福岡的奧山家，而她當成嫁妝帶到夫家的畫像出現一連串怪談。

那似乎是副女性坐在樹下的畫像，她坐在樹根的位置，看着頭上的樹枝。這副畫像代代流傳在三喜的孃家，據說是一副「會招來不幸」的畫像。

「三喜回到孃家的時候，福岡市是叫博多嗎？」

「臉孔扭曲的畫像，是吧？那是奧山家的畫。」

「我想應該是將畫寄放在寺裏供養的意思。對了，上代住持說過，我們寺裏放了幽靈畫。我沒問他是誰寄放的，恐怕就是這一副了。」

現在的福岡市過去被稱爲博多。在一六〇〇年的關原合戰之後，黑田如水、長政父子入國，以出身地的諧音建造「福岡」城。當時以流過市中心的那珂川分爲東西兩邊，各稱博多和福岡。到一八七一年，福岡藩因爲廢藩置縣政策的關係，改稱福岡縣。之後市政施行時發生了糾紛，最後成爲福岡市。

寺方每到超渡法會，就會將因爲某種原因寄放在寺裏的供養品從倉庫裏拿出來，和超渡對象的無緣佛一起供養。

據說畫上美麗女性的臉孔會醜陋地扭曲。